合同作为交易中一个重要因素，既是商品成功交易的基础，也是保证进步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护合同的正常运行是每个法律部门的共同任务，《民法》在合同保护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某日，王某向张某借款两万元整。后来张某还为王某垫付了其他费用共计一万元整。二零零八年八月某日王某向张某出示了一张三万元的欠条。就再出示欠条的第二天，王某和张某签订了关于车辆管理的协议。协议中要求张某来对王某的车辆进行保管，期限到所欠款还清为止。若王某两年后依然没有经济实力来将欠款还清。该车便归张某所有。现在王某提起诉讼，理由为张某要将该车辆进行典当，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关于车辆管理协议，将汽车进行返还，并且还要赔偿经济损失一万元整。原告在进行诉讼中，向当地法院出示了车辆管理协议、购车发票等证据，证明该车辆系车主花四万元购买的。王某和张某只要求对车辆进行看管，没有对车辆进行任何质押；证人和证言均可以证明被高有违约的意向，即出售双方签订协议的车辆。被告向法院提供了双方的车辆管理协议以及欠条等证据，来证明双方签订的为质押合同，自己没有违约，并且否认了证人的证言。

　　第一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部分无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所质押的车辆所涉及禁止部分的内容无效；第二，由于原告有向被告将车辆进行出售的意识，并且有证人当庭作证，被告违约。本文由集整理

　　第二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完全无效，所签协议涉及的车辆应该还给原告。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协议中涉及双方约定的内容指向并不明确，涉及到还款期限及车辆归还问题都有矛盾之处；第二，双方还对汽车流动禁止的事项进行了约定。

　　第三种观点将该份协议视为部分无效，但是剥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双方在协议中签订了关于汽车在一年后的归属问题，债权人应该拥有汽车，这些内容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即这一部分的流质禁止不受法律保护；第二，被告与原告的协议中的其他事项可以通过合同法进行解决；第三，证人所提供证言证据不足。

　　从本案案情来看，原告与被告争议焦点为证据证明的效力问题以及合同的效力问题。本人认为第二种观点正确，理由如下：

　　第一、该合同应该视为部分有效。因为仔细研究双方研究的内容后，可以发现原告是出于使自己的债务得到清偿的目的，才向被告出具的协议。这些合同中的内容都应该归于质押担保合同的范畴。笔者认为该案所涉及到合同应该属于质权合同。并且双方都对担保期有明显的时间界定，即债务还清时。依据我国担保法可以得知，双方担保时间最长期限应该为2年，时间从还款开始时算起。双方协议若原告一年后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还款的话，车辆就归债权人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担保法中有涉及，即约定流质禁止的事项。

　　第二、这个合同应该归属于质押合同，而不属于保管合同。原告在法院进行诉讼认为双方协议都应该归于保管合同，而不属于质押合同。但是我们从合同的内容上可以得出，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均是为了债务得到履行。因此说这个协议涉及到的内容应该归于质权合同。因此原告认为俩人签订的协议为保管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第三、原告的证据效力不足。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关于被告违约问题的仅仅只有一份，我们通过分析并不能得出被告违约的事实。原告向法院提供的证词及证人仅仅是一面之词，直接被被告否认，由于原告只有一个证据可以进行证明，没有其它涉及到本案的证据来使这些证据成为一个证据链。所以根据我国《民法》中的内容规定，单方面的证据不能够直接来对案件的真实性进行判定。所以本案中原告的证据存在较大的不足之处，即不能够确定被告违约的真实性的问题。另外，即便某些证据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出被告有想要将车出售的意识，但是实际上被告并没有出售该车辆，也没有构成真实的合同，所以说原告提供的证据仍然得不到支持。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思想犯的惩罚有过多的规定，所以法律不需要对意识形态上的东西进行明文规定。即有证据表明被告已经与他人存在合同销售关系，直接或者间接伤害到了原告的经济利益，原告的请求才有希望得到支持。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原告在对双方签订的协议性质认定上是有偏差的，从而使证据准备不够充分，不能够认定被告违约行为的真实性。因此，法院做出以上判决是非常准确的。三、结论

　　判例教学法对于英国、关国、法国等以判例为法的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法学教学意义。同时，案例教学法在这些国家的法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效仿与运用。虽然案例教学起源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姆布斯朗道尔创立的判例教学法，但并不等同于判例教学法。由于我国的法律特点并非以判例为法，因此判例在我国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渊源的地位。在我国法学教学之中，运用案例教学法是先由教师对成文法进行相应的讲解，然后学生对教师所提供的真实的或者教师编撰的案例进行探讨、分析以及研究，进而针对案例进行相应的评述并提出解决方案，其主要教学目的在于对学生的知识能力进行提高与培养。

　　案例教学法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教学过程中师生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在传统民商法的教学中，通常都是以教师为单一的主体，而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案例教学法不同，极为注重学生之间与教师之间的双向互动。教学过程中通常都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对法条进行相应的讲解，对课堂进行组织管理，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创造教学所需的场景，以及提高学生对法学学习的积极性，主要充当协助者的角色。(2)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传统的民商法的教学中，教学内容通常只局限于传统的教材，教学内容过于刻板，针对性不强。在案例教学法中，由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充分发挥案例在民商法教学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教学过程具有较强的灵活相互动性。传统的民商法教学常常是单纯地对正确答案进行追求，而忽略了对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教学过程中的灵活机动性不足。案例教学法则不像传统的教学一般只注重结果，而是对得出结论的思考过程予以充分重视。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教师所提供的教学案例所涉及各方面的问题，学生都需要自己进行分析、解释以及讨论。(4)案例教学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传统的民商法的教学通常对理论知识较为重视，而缺乏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在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分重视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联系，对实用性、可操作性的教学非常重视。

　　与法律相关的职业都是专业性极强的职业，在进行法学教育的过程之中，要求注重对学员人文方面以及职业方面的教育，重视对学员职业能力的培养。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培养有关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者人员与法律方面的实践性人才，如律师、法官、检察官等。培养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而律师、法官的培养则主要集中在本科教育阶段。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学教育主要是培养法律方面的实践性人才。但是，学校对学生的实际实践能力的培养不重视，而是重点集中于对法学理论的教学，使培养目标与培养的结果之间没有得到充分的衔接。因此，学生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对法律人才能力的需求。将充分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案例教学法引入我国的法学教学之中，能够很好解决目前法学教学中理论、实践脱节的问题，对我国的法学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往往重视对学生法律素质方面的培养，而对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民商法在生活中的涉及而极为广泛，对法律实践性人员的职业能力的要求较高。按以往的教学方法所培养出的法律方面的人员，无法很好地把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由此，就必须引入案例教学法。民商法具有内容多而杂、适用性极强的特点。民商法的课程学习不仅需要学生充分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更需要学会灵活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由于我国的法律与欧关等国家的法律在适用上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在进行民商法的学习过程中需要学习者学会随机应变，懂得针对不同的案件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与处理。

　　在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典型案例的选取，教师应引导、启发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理解、辩论和推理。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帮助指导之下，对所要学习的知识点形成相应的知识网络，对问题进行独立自主的解决。

　　运用列举法对法律概念、规范进行讲解。在教学的过程中，可通过列举一个或者多个案例，对法学的相关理论知识、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在对民商法中的概念、规范进行讲解时，可充分运用列举法进行教学。在列举案例时，教师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选择案例，也可以选择实际发生过的案例或者教师个人撰写的案例，对案例的选择在细节方面没有严格的要求。

　　运用分组讨论法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教师在讲完相关的理论知识点之后，可根据教学需要选择相应的案例，并针对案例提出相应的问题。之后，教师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分组，并公推一组作为评委会，每组各推举一个代表发言。教师组织学生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方式。学生在对问题进行分析探讨的过程中，可以自由查阅相关资料。当每组都分析讨论之后，由代表向全班陈述该组对于问题的处理措施，然后评委会对各组的陈述进行评分，再交给教师评点与归纳总结。通过分组讨论的方法，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所学的理论知识点进行巩固，还可以在实际运用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充分提高团队合作精神。

　　运用模拟教学法对典型案例进行模拟审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为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充当现实生活中的相应的角色，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场景进行模拟。当完成相关的理论知识学习之后，教师可选取或者编撰一个合适的案例，让学生充当案例中的角色进行法庭模拟。学生可充当审判人员、原告、被告、证人等角色，充分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对案子进行模拟演绎，运用合适的法律知识进行分析、思考。模拟教学法很好地将理论、实际进行联系，不仅帮助学生对已学的知识点进行巩固与加强，还提高了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进行民商法的教学过程中，最为基本的是使学生充分掌握有关民商法的相关规章制度，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培养以及塑造学生的人格，使其能够树立起科学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传统的讲授式的教学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而听，而对乏味枯燥的教学，米乐m6学生很难产生学习的兴趣。这样的教学模式很难使学生把民商法与现实生活相互联系，其实用性没有得到很好体现。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可以充分参与到教学中，由传统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了主动学习者。学生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分析、研究，大大地提高了对民商法的实际运用能力。

　　传统的教授法对理论知识的重视程度有余，而对实际运用的重视明显不足，通过案例教学法能很好地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在民商法教学时，通过由学生自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把理论知识点与实际运用加以结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并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运用模拟教学法进行教学，能够较好地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力。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为保证自己的威严，往往与学生保持着距离，学生与教师之间很难平等相处。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学生往往不敢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通过案例教学法，充分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沟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教师与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能够很好地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运用案例教学法进行教学的第一要务，便是要选择恰当的案例，没有典型的案例就无法展开案例教学。在民商法的教学中，应选择典型、时效、难易适中的案例。首先，应该充分根据教学目的的需要，选择与教学内容相符、能够满足具体教学环节的案例。比如符合民商法的某项法律原则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典型案例，或者是当下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典型案例。其次，教师在选择案例的过程中，应对案例进行相应的研究，选择具有时代特色的案例，而不要选那些已经过时的、与现实生活脱节较为严重的案例。再次，教师在进行案例的选择时，应该参照学生的知识水平进行选取。如果所选的案例太简单，学生不用经过思考就能理解，便失去了案件的教学价值。如果所选案例太难，学生运用现有知识无法理解，则同样无法发挥案例所应有的教学价值。在进行案例选取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把握好案例的难易度。选取之后，应该建立起相应的民商法的案例库，通过不断地更新完善案例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做到有案可教。

　　民法是一个重要的部门法,是法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它的很多概念、原理被其他部门法所运用和借鉴,法理学的很多理论也源于此,因此,民法乃万法之母。民法教学法的研究,对其他部门法的教学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此,我们首先应了解民法的特点。

　　民法的理论性非常强。民法是调整市民社会基本关系的法律,其内容涉及市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生活的百科全书”。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变动不居,民法要对其进行规制,必须具有非常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民法的实践性也非常强。它是一门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或曰实践技艺———有限的、相对稳定的民法规范要适用于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无疑比立法更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

　　由于上述原因,如何让学生既掌握民法的基本理论,又具有良好的实践技能,乃公认之难题。除了专业实习,教学目标的落实主要依靠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那么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的关系呢?对此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抛出几块引玉之砖,期对此问题的研究能起到点滴的作用。

　　大陆法国家的民法源于罗马法。罗马法本身就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很强,法理精深的特点。[1]后来,被后世视之为大学法学教育开端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进一步把罗马法的概念主义传统发扬光大。这种教育并不是诠释具体的法条和判例,而是系统地讲授法的概念和原理,这种讲授式法学教育方法也成为近代各国尤其是大陆法国家教育效法的典范。[2]大陆法系是典型的成文法,其法学教育强调法学的系统性、抽象性、理论性、概念化和科学性,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科学教育,而非法律职业性训练。“法学教育不在于提供解决问题的技术,而在于对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导。法学教育所要求的内容并不是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是对法律组成部分的分析”[3]这种教育模式能够让学生较快地、系统地掌握法的概念、规则和原则,但学生的实践能力较弱。因此,许多大陆法国家顺应时代需要,积极进行法学教育改革,把人文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在民法教学中注意对实务的训练,广泛地采用案例教学法。

　　英美法乃导源于12世纪开始出现的普通法,是典型的判例法。其法律思维不同于大陆法的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而是由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法。判例法对律师尤其是法官的从业资格要求非常高:他们必须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法律实践经验,否则,根本无法从多如牛毛的判例中抽象出适用于某个案件的一般规则和原理。因此,英美法系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实用性、操作性,是典型的职业教育。英国采用学徒制培养学生的执业技能,美国则首创了案例教学法(casemethod)。案例教学法就是通过师生对话,在老师的问题启发下,共同探讨法律世界的各种现实问题,通过案例与问题的研讨,促进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接受法律的系统熏陶。[4]33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又在吸收案例教学法精髓的基础上,借鉴医学临床教学模式,创立了诊所式教学(clinicallegaleducation)模式。案例教学法的优势与影响不容小觑,但也有其固有的缺点,比如:过分重视逻辑推理而忽视了生活的真实经验;缺乏人文与科学知识的训练,致使学生基础不够厚实,思维不够活跃;归纳推理效率低下,难以穷尽全部法律知识与法律原理等等。[4]34英美法国家也在进行法学教学改革,与大陆法系相映成趣的是,它们在坚持案例教学法的基础上,注重理论教学的作用,连一直以案例教学为最大特色的哈佛大学法学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从具体个案中推导抽象的一般法律规则和原理的思维方式,代之以大陆法系从现存的法律原理和法律原则出发来研究与分析具体个案的教育路径”。[4]37

　　民法对我国而言乃西学。清末至民国,我国民法以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为师,建国后大陆又全面学习具有大陆法传统的苏联。我国继承了大陆法的传统,也继受了大陆法的教育模式。在民法教学中,理论讲授占有支配性地位,教学实践中存在着概念化、教条化色彩太浓厚的现象,很多教师在民法教学中主要是解释概念、规则,阐述原理,抽象议论。[5]案例在教学中也偶被使用,但大多是作为理论的例证甚至是作为点缀或“”来使用。理论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但影响了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培养法律思维、法律推理和实践能力等方面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近些年来,案例教学法受到高度重视,模拟法庭、诊所式教学等教改措施纷纷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传统教育模式,主张加强案例教学法的思想风行的同时,有一种思潮也在潜滋暗长甚至有蔓延之势:以理论教学为主导的民法教学模式已经过时,应该对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进行重构,以案例教学法和诊所式教学为主导进行颠覆式的教学改革。

　　综上,法学教育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英美法系重视案例教学法与其判例法不太注重概念、逻辑、体系而注重经验、实用的传统相适应;而大陆法系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显然与其成文法讲求概念化、逻辑性、抽象性、系统性、理论性的传统有关。两系的教学模式各有千秋、互有短长,但没有优劣之分。根据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理论,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我国民法教学已经走上了理论演绎的路径,必将影响我国民法教学的现在和未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民法尚处于半成熟状态,在此情况下如果抛开法学教育的传统,全盘采用案例教学法或将案例教学法泛化,不但不能收取长补短之利,反而可能生邯郸学步之弊。毋庸讳言,我国民法教学确实存在着过于重理论轻案例的弊端,应该进行改革,但决不能矫枉过正。应该看到,司法实践本身须臾离不开民法理论的指导———它并不像炒菜、抻面、钣金、烤漆之类的几乎纯技术性的活,可以通过反复操练而熟能生巧,它更像医学临床实践,如果不熟悉病理、药理,不了解患者的体质、心理等情况,轻率处方,后果不堪设想。司法实践者必须谙熟民法概念、规则、原则,并能利用法律推理技术结合价值判断,才能正确地处理各类错综复杂的民事案件。民法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是辨证统一关系,应该彼此协调、互相促进,共同服务于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的目标。

　　民法理论教学的优势不容忽视,理论讲授仍应是民法教学的基础和核心。但应对传统的学院式教学进行改革。首先,对民法的内容从总体上进行梳理、分析,找出重点和难点。重、难点问题要精讲,难度较小的部分,则可少讲或不讲;其次,教学方法应多样化,注重师生互动。传统教学模式遏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改革:(1)提问或答疑式。比较简单的理论,可让学生自学,教师提问检查或者让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这样既可节约时间,为案例教学让路,还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性,避免单向输入式教学的枯燥与单调,同时又避免了教学中的“放羊”。(2)讨论或辩论式。对于一些重要、疑难、有一定争议的问题,除了讲授式教学法外,还可以采讨论教学法,在学生预习准备的前提下,分组讨论,然后让学生发言。或者让学生分组辩论,教师进行评议。(3)小论文式。对重要的、有较大理论价值的问题,可以布置学生撰写学术论文。对资料搜集、论证方法和学术规范等,教师要给予指导,并对论文及时进行批改、讲评。这些教学形式可以根据教学需要,相机利用,灵活实施。

　　这样能够实现学生积极参与和师生互动,使理论教学成为生动活泼、启迪心智的双边活动。再次,考试考核方式应做相应的改革。应把学生参加讨论、辩论的表现和论文成绩纳入平时考核中去,笔试的理论部分应多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活学活用,应允许学生阐发与课本和教师不一致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民法理论水平,也能对学习产生良好的导向作用。

　　在坚持理论教学基础和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应强化案例教学法,实现理与例的结合,例与理的统一。笔者从两个方面论述之。

　　(1)案例的选择与案例教学的实施方式应体现理与例的结合。民法案例浩如烟海,如何选择取舍?首先,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和系统性。典型,即案件不在于大小和繁简,关键在于能反映相关法律关系的内容和形式,有助于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掌握民法基本原理、法律适用的方法和技巧等;系统,即案例的编排能够在总体上系统阐述民法的规则体系。其次,案例应具有一定疑难性。过于繁难,会使学生望而却步,过于简单,又起不到通过实践深化理论学习,锻炼法律思维的作用。再次,案例应虚实结合,以实为主。鉴于初学者基础较差,教师刚开始可以对真实案例进行删减、加工,甚至虚构案例,但必须注意准确、严密。随着教学进程的推进,后期主要以真实案例为主,以使案例教学接近于实战。

　　案例教学可以采用的实施方式有:其一,讨论式。教师事先布置案例,要求学生做好准备。然后学生分组讨论,展开辩论。教师要注意促使学生养成主动学习和批判思考的能力。教师评述时应当注重分析方法、推理方法的讲解,注重对学生分析思路进行评价与校正。其二,角色扮演式。让学生分别扮演原告、被告、法官,训练学生用律师或法官的方式去思考。这种模式既可以搞成正规的模拟法庭,也可搞成简化版的模拟法庭。

　　(2)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应体现例与理的统一。根据多年教学经验,笔者认为,在案例教学中,运用法律关系分析法和请求权基础分析法,是实现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锻炼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民法有四大板块:主体、行为、权利和责任。主体,就是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行为包括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是法律事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律事实是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民法乃权利法,义务决定并服务于权利;责任是侵犯民事权利或违反民事义务应当承担的后果(民事责任从权利人的角度而言就是请求权)。根据对民法整体结构和基本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贯穿于民法始终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法律关系和请求权,由此可导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分析法———法律关系分析法和请求权基础分析法。

　　“民事法律关系乃是民法学之纲。只有领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精髓,才能把握民法及民法学的精要,起到纲举目张的效果。”[6]在案例教学中如何适用民事法律关系分析法呢?作业步骤如下:[7]第一,明确案件争点,检索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比如一儿童甲在街上踢足球,一个大脚把球踢到二楼妇女乙的玻璃窗上,玻璃碎,球掉入室内。甲叩门道歉并说:“一会儿我爸爸来修窗户。”后甲果然带一男子丙至乙家中,乙以为丙系甲父,便将球交还甲。甲道谢后跑开。修窗毕,丙向乙要修理费,乙惊问:“你不是小孩的爸爸?”丙亦惊问:“你不是小孩的妈妈?”现乙丙为此发生争执。此案应如何解决?此案的争点:修窗子的费用,应由谁负担。第二,明确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有些社会关系由道德、风俗、习惯、宗教等社会规范调整,民法并不介入。本案显然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第三,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若误判,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处理结果。本案就要分析,案件性质到底是侵权、合同、不当得利抑或物权请求权。第四,考察法律关系的要素———主体、内容、客体。主体即谁是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谁可以向谁主张权利。本案中甲已逃走,且不知其姓名,乙无法向甲行使权利。那么丙应向谁主张权利?向甲主张不可能,是否可向乙主张?内容,就是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丙向乙主张权利,乙是否有义务履行?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何种权利义务关系?客体,即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本案中客体到底是窗子上的玻璃还是玻璃的价值及修理的费用?第五,考察法律关系的变动。其中包括变动的原因和后果。变动的原因,即法律事实。就本案来讲,乙和丙之间并无合意,双方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合同纠纷,而应属于物权中的添附问题。法律关系变动的后果就是权利的得、丧,权利内容或效力的变更等。在本案中就是根据添附的原理,乙方取得玻璃的所有权,但丙有权要求乙给予相应的补偿(包括玻璃的价值和修理费用)。

　　法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于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70年代经过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朗代尔的努力，这种教学方法在美国法律教育界得到了推广。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法律教育工作者开始认识到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并尝试在法学教育中进行应用，时至今日，经过30多年的应用与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系统化的理论。案例教学法作为法学教育的教学方法之一，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一种方法或理论一旦被专家定义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就很容易被普通的教育者模仿，也很容易导致僵化，并且判例法国家与成文法国家的法律应用背景大不相同，难免会带来应用上的力不从心。笔者作为高职院校的民法老师，从业将近6年，根据几年来的教学经历，对案例教学法有了一些自己的思考，精心梳理后呈给同行们以供参考。

　　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式教学法”①，真正运用于法学教育领域是在19世纪的英国，1829年，英国学者贝雷斯首先在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1871年卡座沙发，美国学者朗代尔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将案例教学法进一步推广使用，为此朗代尔专门编写了《合同法判例》一书，在该书中，“朗代尔主张以学习法院的判例为重心，熟练律师的思考技巧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表达以及解决同题的能力，即所谓案例式教学”②。在哈佛法学院的案例教学中，学生直接参加交流式的学习，通过阅读已经由上诉法院判决并收集供学生使用的案例汇编，既学习了美国普通法知识和法律历史，而且还了解了案件是如何判决的③。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被引入中国，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从上述案例教学法的演进及发展来看，该教学方法发端并成熟于英美法系，这跟英美国家的判例法基础是分不开的。我国为成文法国家，缺少判例的土壤，更多的是对成文法典的阐释，若照搬西方的“案例教学法”恐怕过于机械，因而笔者认为，为适应我国国情，案例教学法应重新理解为：为帮助学生正确把握相关法律理论，提高应用法律的技巧，以准确适用法律、解决实际案例为目标，将生活实例、典型案例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的综合方法。

　　就案例教学法中的案例类型而言，有学者将其局限在“案例讨论”和“模拟法庭”两种④，笔者认为，这种对教学案例的分类不能满足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课堂教学的实际需要，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对于法律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应分成以下几类：

　　导入型案例是指在正式讲解新的理论知识之前，以同学们见过、听过、或能理解的简单生活案例或经济实例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步入理论学习的桥梁性案例。运用这样的案例导入理论教学的好处在于：让同学们从较为熟悉的生活出发，自然地步入对抽象理论的思考，不至于显得突兀而显得容易接受；同时会促使学生产生一种新奇感：法律对这种情况是如何规定的呢？进而对即将讲授的新的法律理论产生强烈的求知欲。

　　解释型案例是指在讲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为了使所讲知识易于被学生接受，教师所列举的一、两个小的直观简单的案例。一般来说．这种案例难度不大，信息含量较少，且紧扣所讲知识点。

　　讨论型案例是指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束之后，教师通过多种渠道（如律所卷宗、人民法院网站的案例库或人民法院报上公布的典型的真实案例）精心选择的真实、典型案例，这类案例包含的信息量大，涵盖的法学知识多，通过对这类案例的分析，希望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表达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该类案例为整个案例教学法的核心。

　　在新的理论知识进行讲解之前，教师根据新授理论的具体内容，设计一个非常贴切的生活实例，自然而然地导入到新知识的讲授。例如在学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前，教师先跟同学讲一个“故事”：话说退休的李先生在某小区的3栋一单元购买了顶楼901的三居室，李先生酷爱花草，无奈阳台狭小，不能满足李先生的爱好，于是李先生将更多的花草移到了自家的楼顶上，但李先生觉得下雨的时候侍弄花草很不方便，于是便请了工人在自家的顶楼加盖了一层玻璃房温室，李先生觉得非常惬意。请同学们评价一下李先生的行为。由于同学没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知识，自然很难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基于生活的朴素经验，也能给出一些感性的回答，教师顺势将话题引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并告诉学生，认真学习本节内容之后，即能对李先生的行为进行较为准确的专业评判，由此开始一节新课的学习。

　　在新课讲授过程中，总有一些难懂的专业词汇和术语，同学们理解时比较吃力，教师就选取简单直观的小案例加以形象化的解释，达到帮助同学理解该知识点的目的即可。如在讲到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时，就列举一例：张先生以自有的一辆小汽车为抵押向银行贷款8万元，约定两年内还清，两年期满李先生尚欠银行5万元，不幸的是在他开车行驶在公路上时为紧急避险，车子撞到护栏，造成较大损失，还好保险公司赔付了5万元，此时银行可就5万元的保险金优先受偿，即体现了抵押权的物上代位性。

　　在系统的理论知识结束之后，教师将精心选择的真实、典型案例提供给同学们进行讨论，这些案例大都涉及人物众多、案情错综复杂，涵盖的法律知识点多，对同学们而言新鲜、真实，但又负有挑战性。这种案例教学在我们学校称之为“实训课”，就民法而言，每学期的“民法案例分析”实训时间大概在4周左右，约16个课时。在具体适用时，一般将这种案例教学分解成如下步骤：

　　1.阅读案例、概括案情要点。教师将打印好的书面案例发放给同学，要求同学们在数分钟（5分钟左右）内认真阅读，并且自行概括对影响案例分析起重要作用的案情要点，教师点名请同学们回答。该环节主要训练同学的信息搜寻能力和高度概括能力，因为法律工作者应具备从海量信息中提炼出对分析案例有用的关键信息。

　　2.分组讨论案例，要求总结本组的法律观点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将班内同学进行分组（每组6-8人比较合适），然后用大约15分钟的时间，就案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的适用以及形成的结论等内容，进行组内的充分讨论。在此期间，教师应尽量注意调动平时不爱说话的同学积极进行参与。

　　3.各小组代表阐述观点及依据。各小组经协商后指定一名同学做代表，充分阐述本组观点及相应的法律依据，并且一定要注重内在推理的逻辑性，并且接受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本组其他成员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各代表充分表达本组观点，不要随意打断，也不要进行补充。

　　4.同学自由发言，表达个人观点。在各小组代表充分表达观点，并接受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后，其他同学可能会产生与之前不同的观点，此时应允许同学们表达看法，尊重同学们的思想。

　　5.教师做综合点评。经过全班同学的充分讨论后，教师从本案法律关系的准确分析、法律理论的恰当应用、法律推理的内在逻辑、乃至观点的总结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点评，让同学们了解到其对该案例分析的优势与不足，并认识到将来自己努力的方向。

　　6.最后的设问——法律风险的控制。本来课堂上的案例分析课到此似乎可以画句号了，但是法律的最终价值在于风险的控制，因此在上述点评总结之后，教师还应该给学生抛出一个问题：本案例当中的原告或被告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自己承担了赔偿损失或其他的不利法律后果，如果可以重来，你作为他的法律顾问，在事件之初，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控制或降低当事人法律风险的发生呢？以此来启迪同学们对设置各种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进行思索，并逐步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

　　至此这种综合性的案例讨论、分析课将告一段落，教师将要求学生在课下系统地整理分析案例的思路和方法，并形成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主要包括：案情要点、要点分析、法律理论和最后的结论。

　　任何一种教学过程都必须经受严格的考核，否则将失去它本身的意义，案例教学也不例外。对于导入型案例教学和解释型案例教学来说，该种教学方法的目的是教授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理论知识，主要为法律的应用打基础，因而他们的考核方式主要体现在期末考试的闭卷考试中，在此不再多谈。对于系统理论知识结束之后的“讨论型案例教学”，我设计了较为完善的考核制度，具体如下：

　　直接考核即讨论式案例分析课（即实训课）结束之后，对学生在本阶段的综合表现进行的考核，为百分制，考核成绩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1.小组讨论时，该成员的表现，是积极参与讨论、一般参与讨论、还是基本不参与讨论。

　　2.在整个案例分析实训阶段，该成员是永远不当小组代表，还是积极充当小组代表。

　　3.该同学在发言时，是否注意使用法言法语、能否将支撑观点的法律理论运用到位、分析是否准确、逻辑是否清晰。

　　最终考核是指在期末的闭卷考试中，多设几个真实案例，要求学生独立进行分析，通过书面的事实判断、逻辑推理过程来考核学生对法律的应用情况。“最终考核”与“直接考核”所考核的知识点与专业能力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为独立分析或独立应用法律的能力，后者为讨论式分析，是在教师的主持下充分发挥同学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不断的争论和辨别来达到对法律认识和把握的过程。

　　①罗惠铭.试谈苏格托底式教学法在法学课堂上的运用[J]．科教文汇(上旬刊)．20l0．(03)：32．

　　②王家启.法学案例教学模式与方法述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71．

　　③刘天君，杨丽芳．法学案例教学法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④罗海山，刘艺工.在《法学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黑河学刊，2011（5））一文中明确表示基于以上分析，属于案例教学法的只有案例讨论与模拟法庭。将案例列举、庭审观摩、播放视频归入案例教学法混淆了案例教学法的应有涵义，不利于突出案例教学法的主旨和核心思想.

　　[1]罗惠铭.试谈苏格托底式教学法在法学课堂上的运用IJl．科教文汇(上旬刊).20l0，(03)：32．

　　[2]王家启.法学案例教学模式与方法述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71．

　　[3]阳继宁.案例分析教学法在民法课程教学中的运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7(4)

　　[4]谷昕.案例教学法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J].北方经贸，2011(2)

　　[6]尹维柏.法律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应用[J].剑南文学：下半月，2011（8）

　　[7]罗海山，刘艺工.法学案例教学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河学刊，2011(5)

　　[8]刘天君，杨丽芳，崔海霞.法学案例教学法研究[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

　　[9]罗海山.论法学案例教学法的实施[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8）

　　论文摘要:民法和商法有不同的原则、理想,所以有不同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民法强调平等、自愿,价值取向是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商法则强调效益、安全而以营利为价值取向。同一案例用民法和商法分析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商事营利主体的行为要适用商事法则处理,而民事主体的行为要适用民法规则处理。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基本法,而商法一般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调整其具有营业性质关系的商事特别部分,两者除了相同部分外,在基本原则及规则方面亦有明显不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等规定的民法的基本原则依次是:平等、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其实,“等价有偿”并非民法的基本原则,如民法中的婚姻、家庭、继承等财产与人身方面,以及无偿转让和服务合同等,并非等价有偿的关系,故后来的《合同法》中即不再规定这一项为基本原则;它倒是商法中公正原则的一个体现。)其中,平等是基础和根本,自愿是核心,公平、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是体现、要求和界区。与商法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商事主体法定和强化、效益、安全、公正”比较,两者侧重点显然是不一样的:民法强调平等、自愿,宗旨和价值取向是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商法则强调效益、安全而以营利为宗旨和价值取向。“商法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1]“商法有着与民法不同的理念,后者满足于保障私人生活的基本需要,使人格受到尊重、财产得到保障,形成公平安宁的社会秩序,而前者要鼓励私人对财富增值的追求,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2]两者之间关系协调的基本方法:一是在处理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时,适用特别法即商法优于一般法即民法的规则,这比较好理解。二是在处理民事关系时,亦可比较、借鉴和结合适用商事法则的分析方法,对此,我们看下面一个看管车辆丢失、“赔还是不赔”的案例。

　　一下岗女工李某为谋生,经街道办事处许可,在一公共前面场地看管车辆和收费,并向办事处交一定的管理费。一天夜晚,某老板王某带朋友开一辆帕萨特轿车(价值20万元)来消遣,李某收5元看车费。两小时后,王某出来准备回家却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经查问得知并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可能是有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打开车门启动而去。王某责怪李某看车不严,向其索赔。李某却称自己一向很认真负责,车是如何被开走的,她无法得知和阻止,让她赔车没有道理,也赔不起。经办事处调解无果,王某便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李某赔偿车辆丢失损失20万元。

　　类似的案件近几年曾在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看似简单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很有意思,值得深入探讨。第一种意见包括法院和实务界部分人的看法是,李某应当赔偿车辆丢失损失。理由是:

　　根据《合同法》第十九章保管合同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的保管合同含义和第三百七十四条关于责任承担的规定,李某和王某之间属保管合同关系。保管人李某的行为属“保管不善”,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便李某无过错,但按照《合同法》第七章违约责任中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违约责任属严格责任,只要有违约事实的存在(本案中是保管人在保管期间车辆丢失),不论违约人是否有过错,均应承担违约后的损失赔偿责任。至于李某是否承担得起则是另外一回事。另一种意见包括一些著名民法学者的看法却是,李某不应承担责任。理由是:本案中没有证据表明李某没有尽到责任,车辆丢失的原因防不胜防;李某收费5元却要承担赔偿20万元的损失,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权利义务太不对等,这不公平,而所谓的严格责任规则应让位于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且李某也无能力赔偿20万元,只退还5元看车费即可。这种观点引起一片哗然。有人质问:李某只收费不赔偿,是否公平?如果这样,大家以后是否要背着车逛商场?看来意见还挺尖锐,争论也很激烈且在继续。到底该怎样分析这类案件而正确适用法律呢?

　　循着上述两种意见的观点,我们也试图对这类看似简单却蕴含着一些深刻道理的案件,从民法、商法角度作多方位比较分析。

　　1·关于第一种意见适用法律中的问题。本案李某和王某之间属保管合同关系,但适用《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追究李某的违约责任不当。从文义中看,该条规定的“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指的是保管人因过错而承担侵权上的损害赔偿责任,与违约(丢失而非灭失)责任是两码事。违约责任应当适用《合同法》总则中违约责任一章里的有关规定。这是从立法和适用法律技术层面上的分析。

　　2·《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是否属严格责任?所谓严格责任,即只要有违约事实的存在,如本案中车辆丢失的后果,不论违约方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均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法理上称之为严格责任原则。有人认为《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其根据是原《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条款中在规定违约责任时明确强调“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这在违约责任的归责上属过错责任原则,而后来的《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条款中在违约责任归责上没有强调这一前提和条件,这说明立法的意图和准则已经发生变化,违约责任归责方法已由过去的过错责任原则改为现行的无过错即严格责任原则。此外,许多民法学者包括参与《合同法》起草的一些人也多次说明这一点。其实,我们认为,立法用语技术上的变化,并不必然表明违约归责原则已完全转向。

　　《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条款中“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用语前不再附带“过错”的法律修辞并不必然说明已转向严格责任原则,且“应当”也不是不顾一切的“必须”。对此,有以下几点可以说明:一是《民法通则》民事责任一章关于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一节里第一百一十一条中也有同样的表述,至今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严格责任,怎么到了《合同法》中作同样的规定却认定是严格责任了呢?二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同时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可见,违约的严格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三是同样有一些参与《合同法》起草的民法学者在解释《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时认为该条并不表明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四是尽管学者们各抒己见,但至今未见立法者对《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归责原则作出权威的解释。可见,在该条适用上还是留有余地的,以适应不同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即便认定该条在归责原则上是严格责任,那也只是一个通常原则,既要受制于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允许有像“不可抗力”的这种例外情况。这是从立法解释层面上分析的。

　　3·如何判定本案中保管人是否有过错。当事人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过于自信和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刑事案件是这样,许多民事、行政案件也往往如此。民事合同上判定主观过错的依据主要还不是已有后果,而是是否尽到合同约定的注意义务。除合同约定外,衡量注意义务的尺度是该行业、职业通常的标准或者习惯。在本案中,我们不能要求保管人李某像侦探防盗贼一样严防死守每一辆车,李某只要做到不间断地使车辆在她的视野范围内、不出现异常情况或者出现异常情况后及时查处,就算尽到注意义务。

　　需要说明的是,程序是防止漏洞和弊病不可或缺的措施,注意义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当事人按正当的程序操作,不按程序进行、“偷工减料”是判定主观过错的一个标志。如《合同法》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寄存人向保管人交付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给付保管凭证,但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这里,给付保管凭证、凭保管凭证取得保管物是一个重要程序。在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未要求和实施这一环节:在民间看车这一类交易中给付保管凭证尚未形成普遍习惯,当事人往往默示形成“车钥匙”就是提取凭证这一惯例,法律上也就有了“但书”的规定米乐m6官网。

　　所以,李某没有实施给付保管凭证这一环节也构不成过失。此外,“尽到注意义务”的举证责任应在保管方,寄存方应负否定的举证责任;对保管方的证明标准应较高而实体责任较宽松,举证责任的证明标准却要严格,这是一条重要的证明法则。这是从主观过错标准层面上的分析。

　　4·关于李某和王某保管合同约定的内容。在本案中,保管合同订立的方式既不是书面形式也不是口头形式,而是《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的“其他形式”中的默示方式,即通过履行行为来订立和交易的合同。本案中,默示合同的内容是否包括“不论出现任何情况包括高技术手段的盗车等不易察觉的方式在内,丢车即赔的内容呢”?这一点从实践性的默示合同中是看不出和推理不出来的,此属约定不明。这也为李某免除责任提供了一个理由。这是从合同约定和内容方面的分析。

　　5·本案是否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即先由李某向王某承担责任,再由李某依法向第三人追偿。不妥,因为违约的原因究竟是否是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是谁在本案中难以确认。

　　6·再从救济的制度安排上看,王某的损失可以以失主的身份报案寻求公权力和保险救济,而李某不是失主难以为之,倒可以证人身份协助王某为之。

　　7·若本案李某不承担责任,这种处理的影响和后果会如何?会不会产生放纵保管人工作不负责任甚至监守自盗的现象?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一是有保管人的自我约束;二是有市场和政府监管机制的约束;三是有对过失和故意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责任的约束。道理不言自明。而且,本案中若论“自盗”,从可能性、推测和概率上分析,王某自盗的可能性和失盗的责任或许更大,如车辆借出而车钥匙让人仿制等。所以,从宏观上比较而言,不能因有较小的且可约束的可能恶性而放弃更加有利或者合理的制度安排。这是选择理论上的次优(佳)方案原理。

　　商法上关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公平问题的分析。李某只收费5元,假定其确无过错,在出现意外和风险时,却要承担20万元的损失,的确不对等和不公平。但更为重要的是,李某从事的是一项公益性事业,收费低廉,近似免费, 5元钱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抵御意外风险和赔偿的经济能力。如果一定要让李某承担任何情况下的赔偿责任,这是一种职业的高风险,就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应当让李某提高收费标准,依看管财物的贵贱而定, 50元、500元、5000元甚至5万元不等,使李某的行为具有营利性,具有抵御风险的积蓄和基金——营利的目的之一即在于此。这样,李某就成为营利性的商事主体而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主体。这样安排才较为合理和公平,这也是一般民事主体和民法与商事主体和商法理念的区别和不同。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用语,它主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产、交换、分配以及消费等经济活动过程中因对物质财富的支配和利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商事关系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主体的商人性、目的的营利性、方式的营业性、组织的企业性。所谓商人性,即商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各种商人,凡无商人参加的活动,不构成商事关系,要具备商人或商行为的人才适用商法。所谓营利性,就是商事活动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反之,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就不是商事活动。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无利非商之说。所谓营业性,即商事活动都必须以营业的方式去从事。商法上的营业性要求目的的营利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同一性,不具备营业性的活动也不属商事关系。所谓企业性,主要是指商人的组织形式是各类企业。企业是多元产权所有者从比较优势出发自愿联合所组成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权益共同体。它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细胞,企业在市民社会中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经济人,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明框架和经济决策单位。可见,商法的调整对象有其自身的特点[3]。

　　但实际上,这种安排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政府都难以接受。第二种情形就是几乎没人再愿意看车了——风险太大。不论上述哪种情形,可真有可能出现“背车逛商场”的情形了。有人可能要问:王某也无过错而让其自行承担损失,这公平吗?我们认为,在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出现意外风险,谁能力强谁就多承担,弱势者少承担或不承担,这就是公平。这是一个社会学和法律学的基本原理。试想,归根结底,本案中的这种风险实际是社会治安责任问题。一个人的能力咋能时时防御得了手段多端的众贼惦记呢?而政府也无力和无法全部承担这种责任,只能让社会和能力强的人分担,至少现阶段是这样。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和核心,是从主体的商事性质和社会原理层面来分析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和公平问题的。

　　在本案中,从民法和商法等多个角度分析,我们倾向于李某不承担责任或者象征性承担一些责任(如退还看车费)。通过上述一个简单的民事现象和案例的多方位、深层次分析,我们还可以至少看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一个典型而细小的问题,往往隐含和引发深刻的道理,很有挖掘的必要,目的在于触类旁通。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环节的法律现象隐含着丰富的经济、社会和哲学的基本原理,不可等闲视之。二是任何一部成文法制定得再具体、再详细,面对复杂而多变的具体情形和问题,也只能是一个概况和原则,所以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以偏赅全,包括“以民赅商”。需要说明的是,在宾馆、饭店和酒店等的看车中,不论其是否有过错和收费,丢车均要承担责任。原因是宾馆、饭店和酒店是商事营利主体,其看车是为营利服务的(免收的费用其实也隐含在食宿费里了),故应适用商事法则处理。